1976年1月20日，在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的“帮邓会”就继续召开了。
会上有人责问：“你为什么要见毛主席？”平静地回答：“想当面向毛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
散会后，连夜给写信。信中说：“我两次要求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并说：“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1月21日上午，毛远新向汇报了20日会上作检讨发言的情况。这时也已看到了给他的信。肯定了的检讨，并对的工作作出安排。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表示：“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还说：“小平专管外事。”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1月中旬，毛远新去见。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还说：“就请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
这时，王洪文并不知道关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的提议，还自以为自己要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了，私自准备了以中央工作主持人身份在打招呼会上的讲话稿。、、姚文元、王洪文以为周恩来死了倒了，总理一职非莫属。上海的党羽已经在大树所谓“思想”，说的“全面专政”论，“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上海、北京、天津、辽宁三市一省带头打报告，要求当总理。
1月28日，正式提议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毛远新向、王洪文二人谈明的意图，为之语咽。而上海的党羽不知底里，还在街头贴出“坚决要求当总理”的大标语。
1月31日，毛远新给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谈过，传达了主席对、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2日，中央发出通知：第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任国务院代总理；第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的工作。
对于的决定，等人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来宣泄怨愤：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 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 反之，必然失败。 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 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日记中除了自我标榜、吹嘘，美化自己，就是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时也发泄对的不满，显露了他图谋篡权、要把“新桃换旧符”的心机。
就任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首先着手抓的工作，是按照的意图，继续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2月5日，中央通知，将1975年11月26日发出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同一天，向请示，计划分批召开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继续打招呼”，促使他们“早转弯”、“转好弯”。
2月6日，中央发出3号文件，批转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第一批参加打招呼会的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5个所谓“问题多一些的省”的负责同志共29人，来京。
2月9日下午“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开始。接着，2月中旬，打招呼会又扩大到第二批12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大军区的负责人：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安徽；南京、沈阳、北京、福州、成都、昆明、济南等大军区。会议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重要指示》。这是毛远新根据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共13大段，按照内容分四个部分编排。
一是重申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走资派还在走。
二是肯定无产阶级，要求作出评价和正确对待。关于“”的评价。认为，“对，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三是关于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提出“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
出席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的人，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被要求揭发、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检讨自己的问题，在揭发批判的过程中转好弯子。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开到2月25日结束。发表经政治局讨论、审阅同意的讲话，明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是“批邓”。
他说：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规定对邓的问题，内部“可以点名批判”。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等政策，还特别提出要防止“层层揪”，关照“注意不要层层楸在各地的代理人”。
紧接着，召集了第三批12个省、区的打招呼会议。出席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区是：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贵州、西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此外还有广州、武汉、兰州、新疆四个军区。3月3日会议结束时，即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和2月25日讲话分别以形式发到县、团级。这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全然不顾多次申述的还是内部矛盾、要团结、让他专管外事等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另讲一套，丧心病狂地攻击和周恩来。
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用“”一伙线日发表的文章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出的第二发重型炮弹。同时“”一伙还用批判“折衷主义”来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增“理论”色彩，并继续攻击周恩来。
2月6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利用1932年2月上海报纸刊登的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脱离启事》，无中生有地诬陷周恩来。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即梁效）写的《孔丘之忧》，大批“忧”字，把周恩来比做孔丘，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章恶毒地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多次诬蔑通过党中央、作出的出口石油、进口成套设备和船舶的决定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说邓“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2月15、16日，在“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上诬陷“上欺主席，下压政治局”,“搞复辟倒退”,“为叛徒翻案”。
3月2日，又擅自召集参加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自治区同志开会，诬陷、攻击是“谣言店的总经理”、“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大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大阴谋家”，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还露骨地表现出她想当武则天、吕后那样的女人。她说：“有人写信给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
又说：“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她这篇讲线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的信中写道：“这是对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也在这次会上攻击“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3月10日，得知3月2日的讲话后批示：“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他还要人转告：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26日，“”又利用中央政治局听取清华大学运动情况汇报之机，围攻。等人诽谤“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在“”看来，第一批来开会的5个省的“都难以转弯子”;1975年参加讨论工业“二十条”的12省的，也都是合胃口的人，自然都成了批和揪的重点对象。而对积极支持进行整顿的（国务院政研室）、（科学院）、周荣鑫（教育部）、万里（铁道部）、张爱萍（国防科委）等负责人，在2月至3月形成了第一个揭发、批判的高潮。
身患重病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迫出院，自1月以来，接受追查、批判50多次，于4月12日上午在追查会上当场晕厥，13日凌晨去世。刘冰等人短短几个月被批斗220多次，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被送到农场等地监督劳动。
“”控制的舆论工具也全部开动起来。从1976年1月开始，报刊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扩展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从《评“三项指示为纲”》，到剖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从《孔丘之忧》、《再论孔丘其人》的影射攻击，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的论证“规律”。
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揪”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的代名词。
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需要，“”有意将彩色故事片《决裂》安排在1976年元旦公映，用他们的话说：“它的公映，对当前正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会有一个大的推动。”影片的主题就是批判解放后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大学的入学条件降格到“会写毛主席万岁和手上有硬茧”这个标准上，恶意中伤整顿科技工作中的一些做法。
2月初，、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20部这类电影。还专门找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要他们“赶快布置给几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因为“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并且要求尽快上演，“最迟不能过国庆节”。他们还积极组织人员筹拍《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影片，以期通过“揪走资派”,层层“揪代理人”的银幕形象，，增强他们斗争的勇气。于是，阴谋文艺的代表作不断炮制出来。
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不论“”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的不满和愤怒，通过传单、小字报、大字报等各种方式宣泄出来，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2月初，山城重庆解放碑贴出一张大字报：《请注意当前斗争新动向》，尖锐地提出“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的问题，提醒人们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2月上旬，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汽车司机柯庆华，从哈尔滨发出《致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你们“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2月中旬，北京、王府井、西单等地贴出传单：“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张、江、姚是式的小舰队，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2月23日，福建省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罪状，震动了福州。许多工人、学生和战士纷纷在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王洪文在3月8日下令追查。
3月2日，武汉市街头出现了“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署名“寒城牛”）等标语。
3月9日，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7名工人在贵阳市贴出了长达3万字的《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系统地从理论上宣传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并印成传单，自费前往郑州、武汉、长沙等地散发。
3月11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论扩大思想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并且表示：“为了把他揭露出来，我杀头也甘愿！”数日后又贴出了续篇。
3月20日，广东顺德县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批判的谬论。3月26日又发出一封信。
3月25日，武汉市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署名“寒城牛”）的油印传单。
3月，一份《总理遗言》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据公安部门统计，仅在安徽一省就查缴了6935份各种版本的“遗言”。“遗言”以周总理的口吻说：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年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更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对王洪文、、、姚文元等则一一有所揭露和批评。“遗言”最后注明的日期是：1975年12月29日。
1975年12月下旬，周恩来已基本上处于弥留状态了，根本不可能立下这样长这样完整的遗嘱。这份“遗言”是杭州汽轮机厂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假托编写的，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对的信赖，对“”的憎恶。
从2月上旬到3月初，在福州、杭州、武汉、贵阳、郑州、长沙、厦门、哈尔滨、徐州、顺德、三明、重庆、太原、西安等地，都出现大标语、大字报、传单，指责、批判“”，有些县、市还出现公开揭露“”罪行的街头演说。
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主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人民共和国，阻挡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消音降噪设备汽摩配件针阀十字槽盘头螺钉工作母机旋转定位手轮座为了修正除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