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作者是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这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5，主要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成败经验，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买一本实体书来看。
20世纪60年代，没有什么能像中苏分裂那样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复杂。对外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两党关系不平等带来的屈辱感，两个毗邻大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地位的争夺，以及与赫鲁晓夫的强烈个性，都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因素。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绝不可轻视，所有上述公开争辩的或隐藏在背后的因素，也都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指斥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性而斗争。20多年后，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然而，在当时并不是如此轻松。反修论战是被看作“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的头等大事来对待的，形成了全党同仇敌忤的政治氛围。
批评苏共“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背后隐含着两国在对外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但在理论上，中方固守“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逻辑，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世界革命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对时代的误判。虽然战后东西方冷战白热化，但双方都意识到，核时代战争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世界大战并非完全不可避免。战后也不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确风起云涌，尽管人都想把它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毕竟性质不同，这些国家并不具备由民族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今天，回头来看，赫鲁晓夫关于大战可以避免、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观点，无疑是对的；而他提出“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对于社会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资本主义的判断，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中苏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急于超越斯大林模式，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形态；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则尝试引入市场因素改革传统体制。这一进一退的历史势差，使得中苏意识形态争论难以妥协，在当年社会主义只能有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下，双方的做法都被可以用来指责対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
在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危机早就潜伏了。战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更大。先是南斯拉夫，后是匈牙利、波兰等国相继走上了改革之路。赫鲁晓夫也想改，政治上主张缓和阶级斗争，经济上尝试引入利润机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独立自主性”，实行物质刺激等。赫鲁晓夫迈出的步子其实很有限，但在看来，苏联正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南斯拉夫跳岀斯大林模式，搞市场社会主义，更被认定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国家”。所列举的证据有：解散农业合作社，允许农村发展小生产者经济，允许城市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取消国家统一计划，工厂实行工人自治，以利润刺激企业经营，鼓励自由竞争，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杠杆，以及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举债，使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市场、原料基地和装配车间，打着“不结盟”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等。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撇开细节不说，所谓“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相互指责，本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一次激辩。
任何改革都是对原有教义的修正，这使得苏共在论战中不得不作自我辩护，因而略处下风。因坚守经典而占据上风，显示出逼人气势。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党和西方中，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执政的中跟走的并不多。除了坚定的阿尔巴尼亚、“骑墙”的越南及朝鲜和据中调停的罗马尼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德、法、意、英、西等都站在苏共一方，批判。由此得岀结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在看来，领导国际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自己不变修。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对于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给出了近乎宿命的结论：不注意会出，注意也会出，而且已经出了。为了反修防修，“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消除人们思想里的私有观念。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
1963年，还比较谨慎，主要从社会层面“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这就是城市的五反运动、农村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领导层从苏联“变修”中得到结论：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所谓“挖修根”重点也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打击社会上“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另一方面，打击机关中的蜕化变质分子。认为，后者有些本来就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些是被地主、资产阶级拉下了水；更多的是官僚主义者，他们享受着高薪和各种好处，脱离群众，丧失了革命意志。他们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对干部的腐化堕落忧心忡忡，说：“人是会变化的。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对官僚特权的抨击，有其合理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废除了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建立了工资等级制。起初，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近30倍，经过几次调整，差距有所缩小。除很少数量的高级教授外，拿高薪的主要是党政军高级干部。高干还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享受医疗、保健、疗养、专车、高级住宅、(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等各种特殊待遇。各种企事业单位也都比照党政体系设置行政级别，形成以“官本位”为特征的等级制度。实行工资制势在必行，但差别过大，毕竟有违所追求的平等目标。本人偏好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一向不满于等级工资制。毛的不满，不只是等级制本身，更在于它诱发出了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党内“闹地位，闹名誉，争权夺利”多起来了，过去那个拼命的精神消失了。的不满不无道理，但官僚主义的根源不只在工资等级制，更是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派生出来的弊端”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经济上一切资源集中到国家，又悉数委之于各级官员之手，难免不滥施权威和以权谋私。早在1956年4月高级社高潮时，邓子恢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高级社的干部不比过去的农民协会，权力比乡长也大，“不仅有政治大权，而且有经济大权。人家生活资料都在他手里，饭碗端在他手里”。邓子恢警告说，必须“慎重挑选干部”，“确立社内民主制度”，否则“再好的干部过些时候就坏了、变质了”。也触及了这一点，1961年1月9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会上说：“看来，农民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和政治上的脆弱是很容易出问题的。”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现象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64年12月，甚至提岀“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解决之道不是改革体制，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3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真正关注的重点，不在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而在高层的“路线年，频繁地会见外国党的领导人，同他们谈中国出修正主义问题，批评1962年上半年的“右倾动摇”，调子越来越高。对他们说，中国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主张单干，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在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央岀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6月16日,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明确提出：“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到了1965年，对于四清运动基本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些运动只解决局部的问题，不能解决全局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从四清运动转向，一个重要因素是毛、刘冲突。本来，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是八大根据的意见设置的。刘的接班人地位也是毛选定的。然而，感到，由于他退处二线，中国社会和党内岀现了严重问题。中央第一线偏离了他的路线年，已经埋下了毛、刘分裂的种子。当年的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等人一次严重警告。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许多提法和做法与不合拍，在不只一件事上冒犯了毛的权威，甚至激怒了。修改“后十条”时，让田家英带去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刘不以为然，8月16日给毛写信，提出一个相反的建议，即改变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釆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他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运动中，刘高调把自己的夫人推到前台，将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印发全党，并让王到各地作报告。虽然有材料说，对“桃园经验”表示过赞赏和推荐，但其真实态度并非如此。他在与大区书记的谈话中已多次表露了对一些做法的不满，质疑派万人工作队的做法是“倾盆大雨”，对越过河北省委直接指挥王光美搞桃园四清不以为然,刘两次给写信，称工作队撤走后一些干部向群众反攻倒算是“阶级报复”，是“反革命事件”，应“一律撤职，开除党籍”，严重的逮捕法办，甚至“判处死刑”。阅后未置可否。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警告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这给深深的触动，他在中央会议上对刘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颇有弦外之音。在这之后，又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不可能不在的心里投下阴影。
1964年12月20日,与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发生正面冲突，这不过是多年积累的矛盾的爆发。问题的实质是，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到高层。他提岀“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指那些小队长、支部书记，而是指部长、省委书记乃至更高层的干部。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冋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在看来，基层充其量不过是些多吃多占问题，刘集中那么多人在县以下搞，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保护“走资派”。后来，毛批刘“1964年的形左实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随后生日宴会上和中央会议上，多次对等人发泄强烈不满，甚至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预示着毛对刘失去了最后的信任。的晚年，“赫鲁晓夫阴影”挥之不去。1965年，他反复讲的一个主题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王任重日记记载，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1966年5月5日，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
关于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标，众说纷纭。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反修防修，许多人对此持强烈质疑态度。有人断定，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一套说辞，的真实意图只是为了打倒，清洗政治对手，夺回失落的权力，并以此来掩盖“”犯下的大错，避免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结局。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何以冒全国大乱的风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何以要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制打烂重建。的动机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任何简单化的解释都很难让我们逼近真相。
“”的失败，确实影响了的威信，毛感觉“大权旁落”了。然而，即使是这样，要改变大权旁落的局面，在并非难事。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都不是被群众运动轰下台，而是开一次中央会议就解决了。“文革”要清洗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把文化批判作为突破口，其来有自。针对知识界的文化革命，1964年就提出来了。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认定各个文化领域蔵污纳垢，“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不过，的重点不在文化界。他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感受到的危险，与其说是现实的，莫如说是一种趋势。他觉得，照目前的趋势下去，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几十年革命等于白搞。因此，他要搞一场实验性的革命，扭转这个趋势。按他自己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演习”。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谁是，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二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三则要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岀“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对权力的敏感和操控，无出其右者。同时，毛又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有他的目标，为实现目标，可以动员任何手段。“文革”期间，尽管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的纲领，但他的几次谈线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和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反映了的想法。的理想社会，大体是一个消灭三大差别、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文革”期间，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整党建党、精兵简政、管理革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反映了按照自己想法重构社会的努力。不过，一则“文革”始终没有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则鉴于大饥荒的教训，深知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限制而无法取消，不敢贸然在制度上有大动作。“文革”展现给世人的，主要是“破”而非“立”。然而，“文革”所宣传的无等级社会模式，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的狂热追求，至今仍然有人为之倾倒，拿它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同时，“文革”的影响已越出了国境，当年形成了一批拥护“文革”和继续革命理论的小党和左倾知识分子。譬如，法国就岀现了一场“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运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甚至要超越列宁和，以暴力手段立即消灭商品货币、消灭城乡差别，直接进入，酿成了一场人间悲剧。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它带有鲜明个人色彩，没有就没有。但“文革”绝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汽摩配件。为什么、、周恩来等中央一线领导集体不能阻止“文革”的发生，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研究“文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曾谈到未能避免的原因，认为党中央没有坚决斗争，是有责任的。他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陈接着说：“也许不可能”，自己否定了这个假设。为什么党中央没有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做“坚决斗争”，答案只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寻找。
上面的叙述表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领导层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第一种思路，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状况，历史上并没有一条“的路线”每当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在内的所有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的步伐。1953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存废，1956-1958年从反冒进转向“”，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1962年从全面调整转向阶级斗争，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莫不如此。原因在于，延安整风以来，把与真理等同起来，几乎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识。不仅在党内握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岀现意见分歧，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政治共识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冋题上，党内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分歧只在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步骤和方法上。一种意见或做法即便在实践中证明有效，一旦被认为有背离社会主义的趋向和危险，自然就在意识形态上失去了正当性。
对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般把、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做调査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在高级干部和将领中，刘似也没能让多数人服膺。党内高层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权威的意志，更没有这种力量。所有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的决策走，不过，刘、周、邓等人是否有的自觉，是大可怀疑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的彼岸。这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在建党之初就写进了党纲。应当说，这种理解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本意，《宣告》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即使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当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时，大家在意识形态上提不出任何异议。刘、周等人能做的只有说服同意，不因阶级斗争妨碍经济调整，中断复苏的步伐。在这之后，党内多数人越来越感到跟不上的思想，但大家都在认真地跟，而且不能说只是被动地跟。反修防修是举国头等大事，这在全党是有高度共识的，只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看法。刘、周等人指证的“修正主义”，主要指向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等问题，、周恩来都认为，对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不能熟视无睹。1963年5月29日、6月13日，周恩来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分两次做了《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长篇报告，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旋转定位手轮座。周恩来说，1952年三反主要反贪污，1957年反右，都没有着重反对官僚主义告许多干部放松了。看来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不仅存在，而且相当肥沃。官僚主义发展结果，革命意志衰退，安于现状，追求享受，最后要滋长修正主义，党要变质，国家要变颜色，亡党亡头。“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周恩来把“文革”看成城乡社教运动的自然延续，“只是形式上有些区别，而不是本质的”，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干部十年未搞五反，很多人手脚不干净，革命意志衰退。过去干革命准备牺牲，现在有权有势，容易产生腐蚀作用。现在如何恢复朝气，是个重要问题。不过，他们都避谈1962年的政策分歧。
在导演的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两场大戏中，和分别扮演了仅次于毛本人的重要角色。说，自己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是苏斯洛夫，1960年跑了三次莫斯科”。,特别是1963年7月率团赴莫斯科，他与苏斯洛夫之间这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成为中苏两党最终决裂的标志。1963年2月，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每写一篇文稿，均由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央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9篇文章（通称“”），都是在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正是“”为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第（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措施，包含了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观点，虽然思想主要来自，但没有根据说邓与“”观点有抵僧“在反修斗争中态度坚决成为“文革”后期重新启用邓的一个理由。
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要求他国际国内“两面都管”。1963-1964年，中央会议上几个反修报告都是由做的。在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上，没有看到刘与毛有什么不同。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和毛都讲农村1/3的领导权在敌人手里；都讲修正主义不注意也可能出，注意也可能出；都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要独立，要造反。如果说这还是毛岀题目、刘做文章的话，那么会后刘的一系列提法和做法，就很难完全用迎合来解释。8月5日，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挂帅。在此前后，刘在外地和北京的一系列讲话、他极力向中央推荐的“桃园经验”以及主持修改的“后十条”，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了。刘提出，“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利用我们干部来裏夺领导权，把持领导权。刘认为，这次运动“是比过去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还要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开座谈会已经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了，应该搞对敵斗争，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干部躺倒不干“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在刘的指导下，各地紧张动员起来，从各行业、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工作团、工作队和工作组。每个地区集中上万人搞一县，大兵团“打歼灭战”，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结果发现，基层干部大多数是“敌对阶级分子”。一些地方重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干部群众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高压之下，一些基层干部走上自杀道路。社教运动到了1964年下半年，动乱的端倪已经出现，只不过它是有组织的恐怖，有领导的动乱。
人们都为“党变修、国变色”而担忧，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投身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然而，这场斗争既不像民主革命,也不像土改，革命对象捉摸不定。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人心惴惴，人人自危。都说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那么，中央不就是由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人组成的吗？参加“最后晚餐”的究竟是谁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呢？可以想见，大家的神经不可能不紧张起来。陈云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受到批评，原本以沉默相应对，这时也感到不检讨过不了关。1965年6月180,他给送上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承认自己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12月19日，陈云在杭州再次当面向做检讨。由此可以看出高层的紧张气氛。“修正主义”就像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出事”时，没有任何人出面说情，反而群起而攻之，刘、周都说了重话，党内斗争这种一哄而起的风气由来已久，此时尤烈。《五一六通知》是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李雪峰回忆说：“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事实是，最初没有一个人动过阻止的念头，更不用说行动，大家都在顺从。一方面的意志不可拂逆，另一方面谁都不知道“文革”如何摘。刘、周、邓都把“文革”看成以往运动的延续。如果让刘继续主持，很可能搞成第二场反运动。陈云说，集体対“文革”的发动负有责任，是符合历史的。
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1966~1968年，各种名称的群众组织多如牛毛。除了中学生和大学生建立的组织外，教师、工人、农民、干部、文艺工作者甚至部分军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有人估计，全国参与组织性活动的人，有上亿之众。所有人都以不同方式卷入了运动。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
“两个文革”的说法在历史中找不到根据。首先看谁在造反。地、富、反、坏、右等“经典的”敌对阶级，在“文革”期间受到更加严厉的管制。“公安六条”强调要“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专政对象列举了21种人，甚至他们的家属也不准外出串联，不准参加群众组织。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把这类人视作“牛鬼蛇神”，避而远之，甚至对其实行“群众专政”。各类群众组织都希望自己的头头没有“政治问题”，不给对立派以攻击的口实。在“文革”初期，高级知识分子、派人士、资本家等仍然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
的确，在“文革”初期，群众获得了某种结社的自由，建立和群众组织都未经批准，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然而，他们都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最初被动员起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即运动。“一代”都是1949年前后出生，“长在红旗下”，接受革命教育。1957年以后，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一系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运动、教育和舆论，给青年一代打下了深刻烙印，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整体精神特质。如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仇恨意识，崇尚激进变革和革命暴力，希望效仿前辈干一番大事，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中学生年少无知，青春躁动，最容易被动员起来充当“文革”的急先锋。八次接见，明确支持造反派，号召大中学生“大串连”，把“文革”之火引向全国。随后，又号召工人、农民、普通干部参加运动，各类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虽然有不同派别，他们的口号都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不改变颜色。“文革”之初，巴黎公社原则被广为宣传，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人们对用巴黎公社原则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憧憬单波，狂热追求乌托邦理想，要紧跟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甚至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也以此来说服自己。“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竞争，不是正统与异端的竞争，而是争夺正统的竞争，是证明谁是真正的、谁最革命的竞争。人们都从语录中寻求思想资源，都以对的忠诚、对“牛鬼蛇神”的仇恨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以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绝不允许反对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谓“大民主”是发动群众的方式，言论一旦越出允许的范围，就会受到压制，甚至遭受牢獄之灾和杀身之祸。“公安六条”明确宣布：“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为了防止尾大不掉，群众组织的发展被严格限定在—省之内，绝不允许跨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1967年初，出现了一个“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的组织，很快被中央发专文予以取缔。一个群众组织的盛衰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这种表态既可让一个组织绝地逢生，也可让一个组织顷刻瓦解。
“文革”在下层得以发动，肯定与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结合了。尤其是随着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普通干部甚至军人加入造反行列，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矛盾，集中为干群矛盾。“文革”发动前，群众对领导干部颐指气使、官僚主义是有怨气的，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官僚主义。对官僚主义的激烈批判引起广泛共鸣，人们借着这个机会将内心的怨气发泄出来。“文革”中被揭露的各种特权内幕，与以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反差巨大，最容易激起群众愤怒。人们认为，领导干部正过着过去地主资本家的生活，已经腐败了，堕落了，背叛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一个梦，就是要在人间建立起天国。他们坚信只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这些“走资派”，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一定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
客观地说，“文革”前存在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现象，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但远没有发展到激起造反的程度。“文革”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有现实的一面，也有虚拟的一面，即因阶级斗争和平等主义观念的植入而被放大了，激发出一种莫名的仇恨和愤怒。还有一类矛盾，即各级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之争，借助于上层的政治动员开展自己的权力斗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获得动力的原因之一。
“文革”前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体制也赋予了群众动员的条件。经验证明，封闭的国度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使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唯一可能的途径，因而政治运动从来不缺乏积极分子，历次运动都造就了大批运动积极分子。当然，普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